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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美好的生活,也离理想有一定的距离;再快捷的前进步伐,也赶不上飞翔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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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知名重点大学法学硕士,曾经长期从事经济体制改革、金融证券监管、融资担保、扭亏增盈、生产运行、机关文秘等方面工作,发表了大量经济学论文和专著,并曾经长期在企业一线学习、服务,主要在企业战略、市场营销、调查研究、人力资源管理、招商引资、融资担保、方案制定、信息共享、法律咨询、写作指导与服务等方面为企业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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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怎样才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一)  

2013-07-08 08:02:44|  分类: 战略策略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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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中国十二五规划期间到二00年,城乡人均收入比二〇一〇年翻一番也就是要达到和接近1万美元,即进入高等收入国家,也就是要彻底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要摆脱中等收入的陷阱,一个关键的挑战就是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高速增长,也就是说关键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中国,这就意味着采取新的战略来应对严峻的环境问题以及过去二十年高速增长带来的其他压力和不平衡,即不能再用牺牲资源和环境的做法去换取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具体而言,笔者认为,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深化改革,实施创新驱动,让消费拉动内需。

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 共同富裕 收入分配 土地改革 新型城镇化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二〇一〇年翻一番”。城乡人均收入比二〇一〇年翻一番也就是要达到和接近1万美元,即进入高等收入国家,也就是要彻底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Middle Income Trap)阶段是指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中等收入陷阱” (Middle Income Trap)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大部分国家则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据概括主要有十个方面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概括,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这样十大陷阱:一是转型陷阱,表现为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失衡、资源环境约束、城乡区域发展的不协调、农业基础地位薄弱、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突出等等。二是拉美陷阱,表现为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社会矛盾积重难返。三是福利陷阱,表现为社会保障制度超过经济发展水平,成为财政和纳税人的包袱。四是城市化陷阱,表现为拉美式的过度城市化或者我国的浅度城市化。五是资产泡沫陷阱,表现为房地产等市场的泡沫化,背离经济发展规律。六是金融陷阱,表现为金融体系出现问题,拖累整个实体经济。七是美元陷阱,表现为规模巨大的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八是人口陷阱,表现为劳动适龄人口绝对数量的减少和老年人口数量的激增。九是捧杀陷阱,表现为随着经济和社会转型,中国被要求承担更多的全球或区域安全责任。十是民主陷阱,表现为中国进入中等偏上收入行列之后,一些诸如引进西方式民主等不适当的民主诉求的凸显。

要摆脱中等收入的陷阱,一个关键的挑战就是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高速增长,也就是说关键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中国,这就意味着采取新的战略来应对严峻的环境问题以及过去二十年高速增长带来的其他压力和不平衡,即不能再用牺牲资源和环境的做法去换取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具体而言,笔者认为,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深化改革,实施创新驱动,让消费拉动内需。

一、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释放改革红利保持经济发展稳定性

当前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每前进一步都要牵涉利益调整,都困难重重,难度加大,程度加深。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至少要从下列几方面推进:第一是改革中央和地方的分税制度,解决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不相匹配的问题,充分调动地方政府推进改革的积极性。第二是从环境保护角度来推进。要减少能耗、节约资源,降低成本,提高效益,推进节能减排,重点是推进资源税改革,将资源税提高到合理范围,提升国民经济的增长质量。第三,深化改革要致力于发展中小微企业,解决和扩大社会就业,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推进改革;同时,用市场经济的方式将我国的农民转变为创业者,确保他们在深化改革中的经济利益和市场地位。第四,改革的突破口在于深化农村土地改革。只有进一步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加速土地流转,才能增加农民收入,从而解决消费拉动经济发展问题(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只有深化土地改革,加速土地流转,农村土地向大户集中,向种田能手集中,实行连片规模化、机械化和现代化经营,才能让更多农民从对土地的依附中解放出来,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增加廉价劳动力支持工业发展。只有深化土地改革,加速土地流转,增加土地供应,才能降低城市土地高价,缓解房地产供应紧张问题,解决经济发展泡沫问题。农村土地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建立以保护耕地国有制为主体,加快农村宅基地流转等多种形式的土地制度改革。总体上,农村土地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实现“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地”,老百姓“安居乐业”!当务之急就是进一步明晰土地产权,让土地和现有的“农民”或者应该严格地说是现在的“农村居民”各得其所。同时,通过深化农村土地改革来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以新型城镇化来启动内需,突破发展瓶颈。十八大报告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格局,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市群要科学布局,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紧密衔接,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要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第一,将农村改革与新型城镇化(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结合的正确途径是研究一条正确的办法,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既要实现农村人口大转移,又要解除农民对农村土地的严重依赖性;在农村城镇化方面,很多地方的土地改革试点“摸着石头过河”积累了不同的经验:重庆的地票式交易、成都土地流转、广东佛山的股权分红、天津宅基地换房,不同的地方做法不同,但都为全国的土地改革提供了借鉴。在新一轮农村土地改革中,可以说,“确权”是基础,“流转”是核心,“配套”是保障。第二,将新型城镇化(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与新型工业化有机结合起来,将从农村转移出来的人口既变成城镇居民,又变成新型工业化进程中的职工,推动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的良性持续科学发展进程。第三,将新型城镇化(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与信息产业化、农业现代化有机结合起来,破除封建迷信,改变小农意识,开阔农民眼界,比如建设新型农村供销合作社、新型农村医疗合作机构、新型农村种植养殖加工合作组织,新型农村金融合作机构……

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进共同富裕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笔者认为,社会主义的目标模式应该是:在经济上,建立健全全民参与(入股)的社会所有制(民有);在政治上,强化以建立和谐社会为目标的全民共治的社会管理(民治);在现实生活中,实现每个人自由发展、最终共同富裕的生活方式(民享)。实现途径应该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就是说,只有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才可能最终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在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国家中,日本1960年代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韩国1970年代推行新社区运动,缩小了城乡和居民收入差距,使初次分配更趋均衡,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造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借鉴日本、韩国经验,我国当务之急主要是贯彻落实国务院20132月份发布的《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收入分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一项带有根本性、基础性的制度安排,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基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推进,与基本国情、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收入分配制度基本建立。同时,收入分配领域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隐性收入、非法收入问题比较突出,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前收入分配领域出现的问题是发展中的矛盾、前进中的问题,必须通过促进发展、深化改革来逐步加以解决。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坚持共同发展、共享成果。倡导勤劳致富、支持创业创新、保护合法经营,在不断创造社会财富、增强综合国力的同时,普遍提高人民富裕程度。坚持注重效率、维护公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初次分配要注重效率,创造机会公平的竞争环境,维护劳动收入的主体地位;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缩小收入差距。坚持市场调节、政府调控。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要素配置和价格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控作用,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坚持积极而为、量力而行。妥善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突出的矛盾和问题,突出增量改革,带动存量调整。建立统筹协调机制,把落实收入分配政策、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作为重要任务。主要措施有:第一,深化工资制度改革。要对部分过高收入行业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严格实行企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双重调控政策,逐步缩小行业工资收入差距。建立与企业领导人分类管理相适应、选任方式相匹配的企业高管人员差异化薪酬分配制度,综合考虑当期业绩和持续发展,建立健全根据经营管理绩效、风险和责任确定薪酬的制度,对行政任命的国有企业高管人员薪酬水平实行限高,推广薪酬延期支付和追索扣回制度;建立公务员和企业相当人员工资水平调查比较制度,完善科学合理的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适当提高基层公务员工资水平;建立健全以实际贡献为评价标准的科技创新人才薪酬制度,鼓励企事业单位对紧缺急需的高层次、高技能人才实行协议工资、项目工资等。第二,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要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落实上市公司分红制度,强化监管措施,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完善公开公平公正的国有土地、海域、森林、矿产、水等公共资源出让机制,建立健全公共资源出让收益全民共享机制。第三,集中更多财力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加大对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扶贫开发等方面的支出,进一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特别是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的财力支持。第四,加强个人所得税调节。要完善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和处罚措施,将各项收入全部纳入征收范围,建立健全个人收入双向申报制度和全国统一的纳税人识别号制度,依法做到应收尽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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